研讨会主题 “丹青化境——李斛绘画精品回顾展”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09年3月20日
主持人 马振声（著名画家）
研讨会内容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著名的美术史家李松先生、中国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著名研究员王庸先生、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著名理论家刘龙庭先生、中国美术馆著名理论家刘曦林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先生、 中央美术学院著名画家田黎明先生、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付新先生、中央美院教授、著名画家蒋采平先生、原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美术组组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江先生、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画家李燕先生、著名画家汪国新先生、著名画家李宝林先生、著名画家赵志田先生、人民日报社著名记者钱小明先生、著名理论家陈履生先生。谢谢各位专家、各位老师，那我就把话筒交给马振声老师，请他来主持今天的研讨会，大家欢迎。

主持人：

今年是李斛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十年前我们曾在四川举办过一场李斛先生的展览，如今想想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现在的年青人对李斛先生或许有点陌生，

但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深刻。李斛先生不管做人还是从艺，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这些老学生，每当想起老师都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分。当时那个岁月，物质条件艰苦，人们的精神压力很大，可这些老艺术家们在精神上的追求，对社会责任和艺术求索上的不懈努力，还有他们对生活、学生、朋友、人民的那种热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记得当时李斛先生讲过一句话，“要爱，要真的爱，要爱得深，要爱得发狂”，艺术家正是以这种非常热烈的感情感动着我们。今天的展览要感谢北京画院的王明明院长，在这里我代表李斛先生的学生，对北京画院致以深深的谢意，下面请大家踊跃发言。

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这个展览非常有学术价值，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学术展览，更是我们这些老学生，重温中央美院中国人物画优秀传统非常有益的一课。刚才在展厅我们谈到，中国人物画是中国绘画中的一个品种，它历经古典，到了“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变革，再到现在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物画一直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融会贯通且一路发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是中国人物画变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就是把中国的水墨传统和西画的素描、色彩等因素吸纳、融汇到我们自己创作的绘画当中。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而李斛先生正是

关键时刻中的一座里程碑。自蒋兆和、徐悲鸿之后，李斛先生在水墨与素描融合这一点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神态刻画的精细入微。这样一位有贡献的人物画家，很多作品即使现在看起来仍然很精彩、不过时，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认真学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物画发展变革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我虽没有见过李斛先生，但却在学人物画的时候常常临摹先生的作品，如《女交警》、《印度妇女》、《红衣老人》等，当时是我学习人物画的范本，所以今天看到这些作品时感觉格外亲切，也格外秀丽。李斛先生是近现代人物画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他的展览对美术界、国画界，尤其是国画人物界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价值。所以这样的学术展览值得我们认真、仔细地研究、学习。

此外，给我感觉很深的是他在技法、技巧方面的探索。他一点也不避讳在水墨中大量地使用光影，因为他用得巧妙。首先一看绝对是中国画，比如他在人像中添加一些颜色，保持了国画的工具技法、技巧笔墨这些元素。同时他又成功地结合了西方的素描，在很多细微的方面，如五官的刻画，表情的刻画，以及胡须、头发等方面做得很劲道，这一点非常难得。在创作中我也注重变革推新，不过大部分精力集中在观念上，而对技法、技巧关注的比较少。看过李斛先生的作品，我认为应该从技巧、技法这些最基础的层面下苦工，这样才能够继承和创新。

中国画是从学术开始，从一个点开始，而至于整体的感觉就要向西画或其他画种学习。李斛先生对作品整体的把握非常好，比如一些水墨的风景写生，既有国画的元素，又融合了西画风景写生的概念在里面，这些值得我们去借鉴。他在色彩以及色调的运用、整体感觉的把握、画面的布置构图方面，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一点给我感触很深，启发也很大。

戴泽（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与李斛是同班同学，他比我大三岁。李斛的素描画得非常好，可堪比霍尔拜因。李斛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常常带着我们画人物像，很多外系的学生主动来给我们当模特，就为了能得到李先生画得素描。李斛先生画得好，学习也刻苦。解放后，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他就学习，学习当时苏联的素描，有时一画就是40小时，之后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展览的组织者，感谢北京画院。

李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作为李斛老师的学生，我一定来参加这次活动，不仅仅是看展览，还要参加研讨会。我是在1961年从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的，虽然我们是第一批正式的花鸟科学生，但是当时国画系的教学方法很合理，在一年级的时候并不分科，人物、山水、花鸟都要学，到二年级开始逐步增加花鸟画训练，而三年级花鸟画的课程就比较多了。我们这些从美院附中上来的学生非常有感触，就觉很多事物都是相通的。尤其是人物画，如果在这方面受到了最严格的造型训练，那么其他方面的造型都不再是问题。

李斛先生是当时担任素描教学的一位很重要的老师，他教学非常严肃，极为认真，直到现在我闭上眼还能想起他上课的样子：身穿风衣，头戴鸭舌帽，领扣系得严严的。李斛先生上课从不迟到，他总是要求我们所有人用炭条来画模特，不要用橡皮，看准了才画，看不准就不要画，相当严格。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画惯了苏联学院派素描的学生们要重新适应这种教学。不过我们知道，他上素描课是为中国画服务的，这也是当年徐悲鸿院长所坚持的教学理念。所以有这般写实功底所绘出的视觉形象就能成为世界共通的绘画语言，而不会成为目前一些当代绘画中所呈现的不能被认识的语言。就中国当前的国情而言，绘画具有美育的作用，而作品中的形象若不能被人类的眼睛所识别，那么我认为这种作品并不能被列入文化的范畴。

李斛先生在造型要求方面极其严格，有时有同学不自觉地掏出橡皮，他不讲话，但却在仔细观察，有时用眼神来提醒你收起橡皮。倘若有学生再次使用橡皮，他的目光就会变得更为严厉。等到第三次，他早已悄然无声地走到你的背后，客气地说：“把你的橡皮借给我”。李斛先生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心，并没有说“没收”，等到下课后，他总是从兜里掏出一块或几块橡皮，说“我有个习惯，改好画就把橡皮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不知道这是哪个同学的橡皮。”

李斛先生常常会拿一些范画要我们临摹，一些是他自己的作品，有时也会有康鲍夫的素描图片。康鲍夫虽然是德国法西斯纳粹党，但他的基本功对于结构素描来讲是很扎实的。我们不应该因言废人，也不可因人而废言，只要有益于艺术水平的提升，我们都应该吸取。当然这单纯是绘画技巧而非政治观点。不过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李斛先生还因为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他只不过是从严格素描教学出发，来为大家提供教材，不过我们也可从中看到他对绘画的信念。

李斛先生在谈到自己对中西技法结合方面的体会时，总是讲得很细，具有可操作性。想想现在有些美术院校的教学、教研使用的都是评论家的语言，而不是教学语言，二者是不尽相同，或大部分是不同的。评论家会讲“气韵生动”，但如何才能气韵生动，这就需要老师的亲身示范，或者举出其他大师级画家的范例，

而不是泛泛的空谈。李斛先生讲课的内容是可有操作性的，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我训练你们所画得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也不是安格尔的线”，接着他拿出安格尔的画册给我们看。我们知道，安格尔是写实线条的代表，他的线又准又生动，在我的认识里还没有谁能超越他。李斛先生不允许我们画如安格尔一般的线，其实是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他要的线是毛笔在宣纸上画出的线。线垂直于我们的面，所以其中必然有虚有实，要体现结构关系，而我们有了这种意识，再拿起炭条来再画这条线，感受就是不一样了。如今我也为人师，同样要求学生如此，用炭条去找明暗、找关系，同时自己亲自做示范，身教胜于言教。我是科班出身，对人体解剖极为熟练，面对模特一边解说一边便用线画出了各种结构。李斛先生的教学给我的影响很大，而我又把它传递给年轻人，我希望在美术基本功的教学方面能够继承李斛先生的传统。就像李斛先生继承了徐悲鸿的教学主张一样，成功的教学经验要保持。现在一些高等院校，换一批领导就带来之前整个教学方案的推翻，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自己与时具进，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创新精神。如此一来，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就会被毁灭。忘记历史就会陷于愚蠢，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正如李斛先生的《披斗蓬的老人》，他巧妙的利用水墨这种中国传统绘画材料，用很溥的颜色，或从画面的后面上色，或从前面提，他清楚的知道哪个地方在转折面上，应该使用何种的颜色，最终画出了油画调子的感觉。

李斛先生对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指导，因材施教。每个人的脾气不同，进度也不同，不可能一本讲义发下来，就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人文领域的教学侧重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并且要从最高理论一直落实到我们手可操作的地方。我们必须练基本功练到好像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毛笔尖就是我们的神经末梢。李斛先生要求的线，就是让我们拥有对解剖结构的认识、造型的认识、光的认识，最终融汇到自己的炭条上。李斛先生没有讲义，我们也不做笔记，可他说的这些至今我仍记得清清楚楚。这是因为他的话能够进入你的心。大音乐家舒伯特说过，只有从自己的心里出来，才能进到别人的心里去。

北京画院所举办的一系列“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展览功不可没，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陈半丁、胡佩衡，这是我们宣传引导的问题，北京画院能够坚持把上世纪中国绘画的真实面貌呈现给社会，这一点很了不起，值得我们感谢。

李宝林（著名画家）：

当时我们的人物课是由蒋兆和、叶浅予两位先生直接教授的，但李斛先生非常关注我们班，一有时间就去看看。特别是在人物画教学过程中，李斛先生会经常到班里看大家画画，给大家指点一些技法上的问题。当时我们和李斛先生关系非常好，感觉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老师，是非常可爱、可亲的一位老师，所以经常到他家里拜访。这时他会拿来速写和画给我们看，还给我们讲很多问题。当时我们课程里没有人体画的安排，后来经与李斛先生协商，并征得叶先生的同意，最后决定上午上正规课，利用下午时间上人体速写课。李斛先生常常利用业余时间指导我们绘画，也会为了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做些分外的事情。记得一九七二年我毕业参军了，总政要搞一个培训班，为了教学方便，我于是到李斛先生家和他商量借一些作品。当我表明来意后，李先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很多速写和写生作品让我挑选。我挑了十多件，这些作品在我后来的教学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向李斛先生借作品他从不要求我写借据，他待人真诚、热情，我也非常尊重与崇敬他。

李斛先生画的人物画有着中西融合的特征，这一点与当时的学生非常接近。他的作品深入、具体，而且有国画传神、写意的特点。他所创作的《广州起义》像一些肖像画，整体感觉、生活感觉都非常好。李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影响很大，他画的一些风景、夜景都是他独创的，非常有生活气息，也非常有国画对生活感受极强的概括性，另外画面表现的时代感、总体感也很强，比如《三峡夜航》、《广州起义》。

李中贵（中国美协原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首先要感谢王明明院长，在李斛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提供条件举办了这样一场展览，使得我们这些李斛先生的学生能够有机会重新学习老师的作品。

李斛先生是从传统形态走向当代这一过程中非常有贡献的一位巨匠。在徐蒋体系，即中国画与西洋画结合的主流之中，李斛先生的贡献非常大，也是中西结合的典范。我很感激李斛先生对我教导，当年我们在附中学得素描画法，基本是油画的。到了国画系以后，就是怎么用线，怎么从素描转变为国画的概念。刚一开始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用线，但李斛先生的作品却将素描和用线结合地非常好。所以，我们能从附中养成的学习习惯逐渐转变为融入国画的概念，李斛先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至今，因为有从师李斛先生的经历，画起画来对线是有感觉的，一根线从头画到尾，很有素描的感觉，这一点使我终生受益不尽。

李斛先生教学非常认真，对学生也非常热情，当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善于鼓励同学，若发现哪个同学画得不错，就会给予激励和赞扬，这样同学就知道怎么画了。李斛先生还经常请同学到他家去，并把自己收藏的画册，包括西洋画册拿出来给我们看，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李斛先生心情好，精力也很充沛，可惜我64年毕业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仅仅56岁就去世了，这对国画界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如果像戴泽先生所说，他能活到至今，想必会拥有更为辉煌的成绩。但即便是这样，他也在中国画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的转型中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今天的展览要感谢王明明院长，不仅给了我们这些学生重温老师教悔的机会，也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了解这位巨匠。如今，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李斛先生，其实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很有成就了。所以在现今对李斛先生的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当下，美术界由于受到商品化的冲击，很多人的心里其实很浮躁，像李斛先生这样踏踏实实做学问，做大匠学问的艺术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榜样。他在中国画发展的道路上坚持了中西结合的方向，当然这属于传统性的中西结合，因为他选择了西方古典美术的因素。还有一些人选择了西方抽象的因素，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不过我认为总之还要回到健康的审美观念上来。
周道萍（艺术家）：

首先感谢王明明院长这样一个举措，觉得太好了。李斛先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很多年青人却不了解他，这说明对于李斛先生的宣传太少了，能够展示他作品的机会也太少了。如今北京画院能站出来，为李斛先生举办一场这么好的展览，真是值得我们感谢。今天看到这些作品，令我想起李斛先生对我们的教导。我也是从附中升入美院的，当时学的是俄罗斯体系的素描。刚上美院的第一节素描课就是李斛先生教的，至今我仍印象深刻。李斛先生之前学过西画，知道素描是要为中国画服务的，因此他在教学中也始终贯彻这一点。美院楼梯间有一张先生的石膏像素描一直挂在那儿，画得简直是棒极了，不管质感还是空间感，都好的不得了。而《印度妇女》、《披红斗篷的老人》也都展示过，可见李斛先生的西画素描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虽然如此，他心里很明确，就是中国画系是要中西结合的，学素描是为中国画服务的。于是他自己做出典范，用宣纸、毛笔，用中国画的形式画了这些人物。我们画素描的时候基本五官、头部是用素描营造立体感，然后画下面的服装。记得有一次画一位朝鲜族妇女，先生用线描的方式画了衣褶，与面部的素描式刻画结合的很好。集中表现人物性格、情绪的头部用素描手法，而衣服则用中国画的技法，二者相辅相成恰到好处。李斛先生从不吝惜对学生的称赞。在这次练习中，我找了下侧面的角度，结果先生对我说：“画得太好了，画面非常安静，情绪都表现出来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李斛先生对中国画的水墨风景写生也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他曾经被下放到农村，回来之后为我们作过一次报告，他说大家一定要深入农村，要和村民有感情，和他生活在一起，把自己也当成村民，才能体会他们的感情，画出他们的真正生活。由此可见，他非常爱国、爱人民。

感觉他的山水画是非常难的，因为他画了很多非常长的透视水平线。建筑工地、十三陵水库、夜景，还有气贯长虹的长江大桥，画得太好了。这样的题材我们一般人不敢触碰，因为如此长的透视，一个直线条的大桥是很难画的，尤其是用国画的语言。所以说，先生的山水画是划时代的。

蒋彩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今天的研讨会有一点对我启发很大，那就是从解放以来、建国以来，我们在艺术上、教学上是有突出贡献的，也是有对文化艺术作了重大贡献的画家和教授的。李先生很委曲，去世前连教授都不是，这是很不公平的。我退休之后依然站在教学的岗位上，有时学生们听见胡佩衡、陈半丁这些画家的名字表情很不屑，认为他们是固守于传统的画家。可我这一代人同这些老先生只有接触、有感情的。

有时看日本美术史，尤其是近代美术史，发现日本的画家在从事艺术创作的同时还注重对后学的培养。此外，即使他们也有对传统的背离，如同我们的“八五思潮”，但传统的根基始终不倒，而传统型的画家代表也始终为人们所敬仰。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过近几年对传统的重视似乎比以往更有力度了。

我是1953年9月份入学的，当时的老师是李斛、宗其香、韦启美等徐悲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对徐悲鸿教育体系很有心得。我感觉这对我一生的艺术道路，无论创作还是教学，其影响都是很大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们，虽然历史的脚步是往前走，最终走向一个辉煌的舞台，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人。徐悲鸿体系是很重要的，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像李斛这一代人也是值得我们去悉心研究的。

傅以新（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

蒋先生所言我很同意，我们在坐的很多都是学院出身的。目前全国的美术院校有一个风格趋同的趋势，这很不应该。每个人都应有每个人的风格，学院也一样。我有幸在徐悲鸿教学体系兴盛的时候当了中央美院的学生，得到了李斛先生的亲身教导。徐悲鸿体系其实是走中西融合之路，以素描为教学基础。我入学之前没有画过一幅素描，高考的时候是以一纸白描通过考试的。我在李斛先生的指导下，实现了从一年级的不及格到二年级取得五分这样的飞跃。李斛先生教学中从素描教学转变为线条教学的全过程，我是经历的，对此我受益匪浅。素描问题一直是院校争论的焦点，李斛先生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他的教学实践也是很有效。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徐悲鸿学派其实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影响最大的学派，同时也是最著名，至今不衰的学派。对徐悲鸿学派的研究早已成为一种传统，不过现在很多学校、很多人已经忘记或者淡漠了这个传统，即便是中央美院。中央美院至今仍没有校史，没有经常性的校史陈列，也没有对一代代美术教育家和老先生的纪念和学术活动。于是，这些老先生自然就会被谈忘。如何不忘记传统，成为摆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现在的环境和过去有所不同，西方文化的冲击范围是前所未有的。

李斛先生是徐悲鸿学派的骨干、代表，更具体地说，他是中国人物画革新的杰出代表。他的影响非常大，仅次于蒋先生 。不过我并不同意“徐悲鸿学派”这个名词，因为在这个学派中仍有不同的风格。或者说他是一个学派，但并不是一种方法，对于此我们还需要再研究，

在二十世纪中国画领域革新中，成绩最突出的是人物画。而人物画中最突出、最有影响的就是引入素描方法，把光影方法、明暗方法、光色方法和笔墨方法，与现代的方法、平铺的方法、结构的方法结合起来。实际这是中西两种不同造型方式的结合，简单点说就是素描与笔墨交融的过程。这种方法能够使人物线条的刻画更有深度。人的表现和山水、花鸟的表现不同，有表情，有心里活动，画家需要更为丰富的刻画才能把最丰富的人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一点上，徐悲鸿和他的弟子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然，徐悲鸿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过去总是回避这些问题和矛盾，而改革开放以后又形成了否定徐派的一些言论和趋势，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徐派这一套写实人物画的方法，我们不应该放弃，因为它还有很大的发扬余地。你可以用光影的方法，用光影和线条结合的方法，用表现主义的方法……并不仅仅是唯一的方法，而好的标准也不仅仅只有一个。今天的展览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我第一次看到李斛先生如此大量的作品，这对于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艺术思想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姜成楠（原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美术组组长）

刚才很多老师、同学讲的都很好，我也有相同的感受。首先对王明明院长筹备李斛先生的展览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中国美术史，尤其是现代美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到五十年代一些非常有成就的的画家不为现在的年轻人所知。徐悲鸿、蒋兆和、李斛、宗其香等这些老画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在美术领域的先驱。改革开放是改掉闭关锁国的封建状态，向世界开放，吸纳全世界、全人类的文明。为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徐悲鸿先生最早倡导中西融合之路，即吸取西方精华融入中国绘画之中。在他的倡导下，浮现出蒋兆和、李斛、宗其香等一批老画家，他们既是实践者、是奠基石，也是开拓者。

我有幸在美院跟李斛先生包括蒋兆和先生等大师学过一段时间，对他们的教学体系我认为是非常科学的。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而美术教育也应该注重科学发展。绘画是一种艺术的语言，用画笔表达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现在有些画不能称之为画，只能说是一个物件。画人物没有五官，或者就是模糊的人的轮廓，这怎么能称之为人物画呢。人物画要传神，而丢弃了对象的思想感情，也就是丢弃了绘画最根本的东西，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因此今天纪念李斛先生，并不是单纯的纪念一位已经逝去的画家。李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美术研究》上。我感到有一批画家，为了中国画的创新作出非常大的贡献，这其中就有李斛先生。徐悲鸿先生是中国绘画的开拓者，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倡导者，他在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这些领域都进行了大胆试验；蒋兆和先生将重点放在人物画上，他把西方素描科学严谨的造型手段和中国水墨结合在一起，是里程碑式的典范；李斛先生在蒋兆和的基础上，在色彩乃至色调方面都结合的更为深入，他所画的风景画，其调子和抽象派感觉很一致。能用中国传统的宣纸材料，制造出这样的效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李斛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改革派人物。此外，李斛先生为我们在处理画家与生活的关系，处理如何在生活中提炼素材的方面做了榜样。当时和李先生下乡期间，没有地方住，住能住在马棚里，睡在稻草上，条件异常艰苦。但他却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体察到生活的乐趣，体察到村民的感受，这一点的确令人钦佩。

李松（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

当时我在美院的时候李斛先生教我们素描，后来还和他一起下乡，当时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而且因为政治运动弄的身心疲惫。李斛先生的成就很高，但他的一生却有很多不公平。一是老天爷的不公，他真正从事艺术实践的时间很短，仅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期间还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徐悲鸿曾经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在中西融合方面成就最突出。徐悲鸿在南京住院期间，列了一张中央美院的教师清单，其中就有李斛。当时李斛刚刚从中央大学毕业，就得到了如此的机遇，可见他的绘画功底之深，以及徐悲鸿对他的赞许。可是苍天早早就夺走了他的生命，让他没有机会在自己的艺术历程中再写辉煌。第二点是其经历的不公，他所倡导的艺术事件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一个是1954年他所画的《工地探望》，当时《美术》杂志是拿来做封面的，可是却有人批评这幅画不是中国画。李斛先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当时中国画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而李斛、宗其香、韦启美都是勇敢的探索者，他们的人物画作品是具有研究意义的，堪称典范。还有一幅是《广州起义》，当时在展览后也得到一些非议，因为画面的处理方法在当时来看还不符合人们的审美。李斛先生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画了很多速写，也做了很多探索，但是因为和当时主流模式不一致，因此不能为大众接受，这也是中国人物画在探索过程中的一个挫折。1974年所举办的“批黑画”展览也把李斛先生一幅作品拿了进去，其实并不符合“黑画”的特征。

种种一系列因素，使李斛先生在中国人物画探索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没能被社会认可。不过，李斛先生仍然是一位卓有功绩的美术大家，他有天分且勤奋，为中国画的创新付出了努力。今天的展览很成功，希望今后也能为宗其香、韦启美先生举办展览。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直至今天，们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变革有了一个更清醒、更理性的认识。前几日炎黄艺术馆举办徐悲鸿的作品展，北京画院美术馆也举办李斛先生的画展，二者互相呼应，这使我们对徐悲鸿教育教学体系，徐悲鸿对中国画的改良，以及所谓的中国画变革有了一个更清醒、更理性的认识。回顾三十年来，学界对徐悲鸿教学体系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如今，徐悲鸿教学体系在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中还占有很大比重，不过像李斛先生这样能够实践，同时又创造出一种新样式的画家、教育家并不多。为什么当时徐悲鸿先生称赞李斛先生是中西绘画融合最成功者，我想李斛先生实践了中西绘画融合，特别是写实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为什么要有中国画变革，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时代的变化，是表现现代人物的需要。如果中国画只画古装人物、画仕女，像现在所流行的样式，那就没有必要变革。只要重复中国古代人物画方法，模仿古代传统技法就好。但是要表现现实生活就要靠西方写主义精神，仅仅依靠传统技法是无法表现现实人物的心里写照，因此就要引进素描教学体系。我认为李斛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徐悲鸿整个教学体系当中，创造了两种人物画的样式，如果要举例来说，一个是《印度妇女》，一个是《关汉卿》。这两幅作品表现了不同的重心：《印度妇女》吸收了西画的素描光影，而且和传统中国画的虚实结合起来。在这幅画中他强调素描结构，把西画的明暗光影与中国画的虚实处理很自然的结合在一起。在《关汉卿》的处理上，他把人物的明暗光影淡化了，只是在面部有一些表现，整个人物形象是传统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徐悲鸿的探索。徐悲鸿的《泰戈尔像》和《印度妇女》的探索是一致的。李斛先生比徐悲鸿先生更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底层人物，注重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

我认为李斛先生的人物画是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全方位变革，无论专业还是形式都有所创造。所在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回顾他，对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应该有深刻的启示。

杨庚新（《艺术》杂志主编）：
远去，归来，要说的话实在太多。我们今天开这样的研讨会，是对历史的尊重，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抛开学术层面不讲，政治层面不讲，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不应该忘记这些大师的贡献。我看了展览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感想：首先，我觉得李斛先生的中国画是新中国画，它不是简单的样式，而是有多种面貌，多种形式。他在这方面做了多番探索，不仅仅是简单融合中西。他在中国画这条路的探索上，以线讲精神，讲神韵。不过我们对此研究的并不透彻。其次，李斛先生不只是在绘画工具上的融合中西，我认为他是在美学追求，在中国精神的追求上坚持了民族性，将人物的面目刻画到这般入微的程度。我们在以广阔的胸怀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始终要坚持民族性，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素描、色彩拿来。今天系统的看了展览，我从中体会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探索精神。这种孜孜以求，甚至用生命去追求的信念，他一生都在坚持。所以说我们要以李斛先生为榜样，创作出让人动情、动心的作品。这是展览给我的感受，我愿意做一点实际的工作，为李斛先生做更好的宣传。

徐庆平（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各位老师都讲得非常好，大家对李斛先生的感情，不仅仅是师生之情，还有对他在艺术道路中所取得的成就那种仰慕、敬佩之情。李斛先生是一位大师，虽然“大师”这个封号目前使用的过于普遍了，但在我心中，他确实是一位大师。

他能够代表这个民族，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样式。他融会贯通，在吸取西方精华的同时又坚持了民族特色，因此对于“大师”的成为，李斛当之不愧。李斛在融合西方与中国的同时都选择了高标准的艺术风格，而其涉猎范围也相当之广，这也是他的作品能感动人的原因。他的画比别人漂亮，比别人的整体观更强，美的因素更为突出。李斛先生曾对我说，他学画的时候，每一张作业画完以后，大家都回家了，他还要再画一个钟头，以便另作品中的美更为凸显。所以他的画就比别人更经看，也更能感动人。而且李斛先生是带着激情去生活、创作和教学的。他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凡事求真，无论是作画还是做人。他创作《长江大桥》的时候，有人批评他画的阴影不对，他说这是经过他非常深入的观察写生才创作出来的。为了画长江大桥，观察早晨朝阳的效果，他在太阳升起之前就起床到民族饭店最顶层观察色彩的效果。他反驳说，江里船的阴影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李斛先生后来进入黑画家的名单，当时他的肝已经很不好了，宗其香、黄永玉、李斛先生都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人物。挨批的理由是因为他画了江面上挂着各种衣服的小船，结果被说成污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房住，人民破衣烂衫。李斛先生当然很委屈，不过还是在接受教育时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几番批判活动，他最终因肝硬化去世。即使躺在病床上，他还在坚持创作，没有模特就画自己，展览中那张自画像就是他在临终之前创作的。

李斛先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一生都在追求美，一生都在进行艺术探索。他的作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能感动我们。这样的大师值得我们怀念和纪念。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我简单讲三点：第一点，京画院能够坚持学术传统，始终抓到问题的根本，

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展开一系列研究。我身在美术研究所，却没有从事这样的研究，我感到很惭愧。希望北京画院能够继续发扬。第二点，李斛先生的画展给我一个重新发现历史，找回失落历史的感觉。如今通过李斛重新审视二十世纪，这已超出了李斛个人的范围，因此展览的拓展性很强，价值也很高。第三点，李斛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人物画家，他的作品给人以真诚的情感，真实的表现了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通过李斛先生我们对于徐悲鸿学派，对徐悲鸿的贡献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徐悲鸿为二十世纪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我想中国画家二十世纪最大的成就就是人物画突破式的推进。而人物画是中国画中成就最大的门类，对于这一点，我想展览能给我们很好的例证。

田黎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今天参加李斛先生的回顾展我非常感动。看了展览以后，我感觉作为后学，我们要继承老一辈的传统，这是我们的责任。徐悲鸿、蒋兆和的教学体系或教学学派，如果去弘扬、去发扬光大，我想在李斛先生的展览上，我领会了许多。我今天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作品，作为一个老师，我会尽我的努力，向李斛先生，向老一辈的大师们看齐，扎扎实实的作学问，老老实实做人，这也是中国画学院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我当时在山东艺专上学的时候就极为崇拜李斛先生，还曾经临摹过他的《关汉卿》和《印度妇女》。看李斛先生的画使我想到诸葛亮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们看他的画，依然能感受到宁静致远。我又想到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我想说，人不在吹，作品证明。现在一些青年人，乃至老年人，简介中的吹嘘成分过多，可作品让人看后却很失望。

今天的展览，让人感觉格调很高，有一种“穷神变，测幽微” 之感。时间不多，就说到这里。

朱理存（著名画家）：

很多老同学知道李斛先生的展览后都积极来参加。这么多年过去了，李斛先生的作品还是那么激动人，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我感觉这个力是永恒的。李斛老师的人品和他教学的责任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让我难以忘怀。今天看到他的作品，对他的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他的生命能够延长，我想他的艺术造诣一定会非常大的。

之前感觉在中国画的领域里，他的笔墨还能够更成熟一些，但是今天看了这些作品，感觉这就是他的风格。现在的中国画已经很多元化了，有的画家素描的基本功已经超过李斛先生，可他在把握用素描充实中国画的内容，融合中西的这条道路上，有着更深的认识，他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现在许多人对徐悲鸿、蒋兆和、李斛等先生恶评甚多，如果抛开这些偏见，单纯地去欣赏作品，有谁敢说他们画得不好。目前我们在学理上越来越深入，在艺术上越来越多元，所以对待各式各样的艺术流派也就越来越宽容。它们不是一派把另一派打到，而是共同创造了历史。

如果没有徐悲鸿学派，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将是何其惨淡。徐燕孙先生的人物画功力自然很深厚，但是若没有徐悲鸿学派对中国人物画的创新，那么今天的艺术将不会是现在这般面貌。当我们反醒文化传承这一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对徐悲鸿教学体系，对国外的素描恨之入骨，认为他们抹煞了中国画绵延了上千年的精髓。中国画是伟大的，自成体系的，但他同时也是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所以，我们要并行不悖的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也要并行不悖的改革、开放，变得更宽容，这个时代才有希望。李斛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利于教学的作品，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自我反省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