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 “庄丽正雅——刘凌沧工笔画精品回顾展”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10年7月21日
主持人 李松（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
研讨会内容
 

 

主持人：

我是刘凌沧先生的学生，但是是学生中间最差的一个。今天的研讨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常沙娜先生讲讲。

常沙娜（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我和刘凌沧先生相处的时间不长。1953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时，把王逊先生和我们几个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那时我才得以亲见刘凌沧先生。当时温练昌先生也在美院，温先生是与庞薰琹先生一起从浙江美院调到中央美院来的。1953年至1955年不到三年的时间，与刘凌沧先生有过一些交流。我曾在敦煌待过，也画过壁画，所以很钦佩刘凌沧先生画的工笔人物。他创作的整个程序包括用笔着色都非常严格。之后我们便下放了，由于我们后来分到了不同的学校，所以也不太清楚刘凌沧先生的情况了。我所在的中央工艺美院被下放到河北石家庄一带，我在1972年被提前调回，因为要举办赴外的文物展览，所以我调到故宫的武英殿临摹壁画，复制文物。后来我知道另外一批人在历史博物馆也筹备此事，刘凌沧先生就在其中。后来我和周令钊先生被安排到陕西去临摹永泰公主墓壁画，刘凌沧先生同时则被安排去临摹懿德太子墓壁画。刚才在展览中看到刘先生临摹的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时，我感觉特别亲切。还有1955年他临摹的172窟的《反弹琵琶》，那是敦煌中唐时期的壁画，用线用色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真是我们的前辈。展览让我回到了当年，回顾了历史。今天还见到刘先生的夫人郭慕熙先生，感觉和多年前并没有太多变化，依旧很亲切。

今天才知道刘先生是河北固安人，还在固安成立了刘凌沧郭慕熙艺术馆。其实固安和工艺美院也是很有情分的，如果不是合并到清华大学，我们原本预计在21世纪初在固安建一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区。当时轻工部拨给我们两千亩地，半年的时间已经在那里建造了雕塑室、素描教室等十几间教室。如今固安教学区未能成为现实，我也很遗憾。不过固安既然已经落成了刘先生和郭先生的艺术馆，我有机会我要组织我们这辈人去看看，重温老先生的画作。我今天在学术上并无过多表述，主要谈一谈自己的感受：刘先生的功夫是扎扎实实的，是下辈人学习的榜样。如今要创新，要搞现代国画，就离不开传统的记忆。现在西方的味道太浓了，冲淡了传统的气息。现代国画也是新式国画，仍旧离不开传统的根基。所以我们要依照科学规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因为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没有继承传统就无所谓创新。

温练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纠正一个小的错误，刚才常先生说1953年的浙江美院，其实那时不叫浙江美院，而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我于1952年从杭州来到北京，当时因为院系调整，合并出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过来以后进了实用美术系研究室，研究室非常好，由刘凌沧老师具体指导。那时研究室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研究传统图案、壁画，进行临摹。刘凌沧老师天天都在这里临摹，非常认真。我当时还很年轻，一天八个小时都在这里，因为当时没有家，晚上就是住在学校。刘凌沧先生对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我们临摹敦煌壁画，注重的都是图案和造型，但他对这些壁画的背景很清楚。而且他在临摹的时候，都是使用中国画颜料，而不是使用广告色。我们以前画图案都是用广告色，但刘凌沧先生则经常自己磨颜色。当时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每天早晨规定要学习一个小时，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刘先生就发动我们这些年轻人在那时候磨颜色，利用这个时间把准备工作完成。

刘凌沧先生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当时研究室编了很多书，我记得第一本书还请齐白石题了字，这本书使用了几十年，八九十年代的传统图案、传统色彩课程还是使用的这本书。 

这次展览有很多以前未曾见过的作品，后来我没有继续走传统绘画的道路，而是转向了设计领域，不过今天我看了他的作品还是比较感慨的。展览的作品大部分是刘先生晚年的作品，那时他没法画画，却一直教我们怎么画，甚至还帮我们磨颜色，我对刘先生的印象非常深。记得他下放回来第一句话就说“我在炕上坐了三年”，我们是同时下放的，所以对他这句话非常理解。刘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专业，他晚年的作品非常好，很有自己的特点，别人甚至很难临摹。我进入实用美术系研究室接触到临摹后，才发现刘先生的作品是很难临摹的，要达到他的水平要下很大功夫。所以对于刘先生这些宝贵的成果，我们应该好好继承和发扬光大。

袁宝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刘凌沧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老师。1960年，我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金维诺先生以其颇高的眼力和恩泽，为我们请了两位绘画系的老师讲授图画课，一位是油画系的韦启美先生，一位就是刘凌沧先生。刘凌沧先生教我们临摹和写生，记得当时刘先生为我们演示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用线。刘凌沧先生用笔有个习惯，毛笔要在舌尖上舔一舔，画出来的线很长且非常流畅。我们以前学画论，讲十八描、高古游丝描，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我是从刘先生那里感受到的。

刘凌沧先生为人随和，虽是一代宗师，却总给人一幅慈祥的面貌，是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师。另一方面，刘先生在中国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承前启后的。我想这不仅归根于他的艺术，也归根于他的人格。我参加过几次北京画院组织的“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 感觉这个活动非常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对传统的认识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民族传统普遍的、崭新的、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美学家叶郎在讲美学理论的现代化时，在认识上与常沙娜先生不谋而合。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对西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学习，但同时却在民族传统重要性的认识上有所偏颇。在新的历史水准上，我想我们应当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有新的认识。从这点来说，北京画院所举办的一系列展览，以及配套的研讨会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

李松先生在开幕式中所讲的内容对我是个提示，他说当年美院国画系教学的四位教授，都是学西画出身的。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四人的传统功底很深厚，但基本上又都是西画出身。叶浅予虽不是严格的科班出身，但他受张大千很大影响，基本也是从西方的写生、速写发展起来的。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20世纪中国美术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我也觉得我们的道路没有错，我们的确是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刘凌沧先生一方面在中国画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力，同时他又是非常开明的画家。记得戴泽先生说刘凌沧先生当年是非常活跃的，经常穿西服，非常开明，而且在理论方面也有建树。这是他相比于其他画家的所独有的特点和长处。我想金先生请他作美术史系绘画课的教师，就是看中他全面的修养。刘凌沧先生当年还写过很多文章，并且在《艺林旬刊》做过编辑工作。一次见到任梦章先生，他送给我一本他父亲任率英先生的画册。任率英先生在工笔重彩方面，特别是革新方面是有卓越贡献的大家。他的下一代又成为一名油画家，并且在马克西莫夫培训班学习过。叶浅予先生讲过，詹建俊先生原来也是画彩墨画的，后来改学油画了。这是20世纪很有特点的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美术转型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国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与西方美术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我们新一代的画家，比如当年连环画《罗伦赶考》的作者高云，线描非常出色，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强的写生和造型能力。具有同样特点的还有何家英，除了对中国传统的吸收和继承外，还有对西方美术的的认识和融合趋势，我觉得这是20世纪中国美术需要不断思考，不断在实践中解决的学术问题。刘凌沧先生在这方面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老师，值得我们尊敬。在那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剧烈冲突的时代，1947年中央美院的“倒徐”运动就是一个突出事件。我认为中西文化、中西美术的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派问题。在这点上，刘先生表现出了高风亮节，能够团结不同观点、不同艺术追求的画家。如今当我们回顾他艺术生涯的时候，能够得到很多启示。
 
主持人：

我对袁先生所讲的内容补充一些细节。刘凌沧先生年轻时就自学过外文，在杂志上介绍过马蒂斯、毕加索这些现代派画家，很早就写过专门介绍西方艺术的文章。下面请刘凌沧郭慕熙艺术馆的张永红馆长发言。

张永红（刘凌沧郭慕熙艺术馆馆长）：

今天主要向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馆的基本情况。这次得益于北京画院搭建的平台，我们举办了刘凌仓先生的第一次个展，郭先生因此非常激动。首先我要感谢北京画院的王明明院长，去年“百年凌沧”的活动时他去过我们馆。见到如此丰富的作品，王院长感触颇深，当时就协商准备在北京画院举办一场刘凌沧先生的展览。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在北京画院的各位领导和同仁们的不辞劳苦下，终于迎来了展览的成功开幕。

我本不是艺术圈中的人，因为祖父和刘凌沧先生是师兄弟，同在霸县李东园处学艺，所以我受家学熏陶，得以结识刘先生。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收藏艺术作品，后来则主要收藏刘先生的作品。我第一次在拍卖会上见到刘先生的作品时，画上题的是固安刘恩涵。之前对刘先生只是耳闻，并未亲见其作。我记得那是刘先生比较早期的作品，大概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们通过十几年的努力收藏了一批刘先生的作品。为了给我的家乡固安做一些有益文化建设的事情，从2002年起我们开始筹建刘凌沧郭慕熙艺术馆，并于2005年7月落成开馆。在此期间，我们得到了郭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本身并没有多少作品的情况下，还捐给我们10幅作品，其中还包括一些画稿和资料。建馆以来，通过我们的努力，我馆的藏品也是从少到多，精品也越来越丰富，到目前为止，现存作品有一百五六十幅左右。

刘凌沧先生是固安近现代比较重要的一位画家，目前还没有人能超越他。我们在做这项工作的当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高，所以当时收藏刘先生的作品还相对便宜一些。之前一段时间主要靠我个人的努力，当时政府还没有专项的资金支持。不过现在我馆已经得到县政府的重视，每年拨给二三十万的专项经费，而且整个河北省在文化投资方面也正在努力建设。今年在原有场馆的基础上，我们又投资1000万扩建了两千多平米，争取在12月份交工。我们努力将刘凌沧郭慕熙艺术馆建成河北省一流的美术馆，到时候欢迎各位老师到艺术馆指导工作，一起去欣赏刘凌沧先生的艺术魅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

贵馆收藏相关的文献资料多不多？

张永红：

有一部分，粉稿大部分在郭先生家里，大概有三四百张。今年我们和郭老师商量，希望将这些手稿编辑出版一本书，目前尚在整理过程中。

主持人：

那文字方面的资料呢？

张永红：

文字资料大多也在郭先生家里。因为刘凌沧先生一生都在写日记，他的日记基本一天都不缺，是非常珍贵的。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这些日记是否出版过？

主持人：

还没有，这些日记是极其重要的。当时刘先生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做秘书工作，后来又到《艺林旬刊》，实际上是做主编工作。

刘曦林：

他的日记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主持人：

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记的，一直到去世前，中间没有中断。赵立忠前几年和郭先生联系过，想把这些日记出版一部分，后来未能实现。这是当代美术史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如果能够出版的话，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艺术馆有这个计划和想法，我们会全力支持的。

张永红：

他的日记量很大，好几箱。

刘曦林：

从20年代一直到80年代？

主持人：

对，一直到他去世前，很少中断。

张永红：

刘先生还爱好摄影，因此留下很多照片。我们馆藏的照片就有800多张。

赵立忠（中国国家画院美术评论家）：

出版日记主要有两个工作：一是出版筹备工作和费用的问题；二是，目前郭先生对出版事宜尚存在一些顾虑，因为日记里的内容比较复杂，需要整理。有一些内容和艺术无关，但又和社会学、经济学有关。刘先生什么都写在日记里，像买醋打酱油等事情也是有的。同时郭先生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孩子们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担心耽误了。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

我和刘先生的接触不多。记得1982年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书画》时，有一期要刊登风俗画的内容。我的老师张安治先生就给刘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在此之前我与刘先生素未谋面。刘先生看过信后拉着我的手，极其亲切、极其平易。那时刘先生已经70多岁了，但稿子却完成地很认真。他写完之后我去取稿，我是下午四点去的，回来时已经九点半了。刘先生待人接物令我感觉一见如故。他对我讲了30年代直到粉碎“四人帮”这段时间的很多事情。刘凌沧早年在民间画工李东园那里学画，开始只是画庙里的壁画，后来到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后跟随管平湖、徐燕孙学习。刘先生学习中国画的道路是从民间开始的，后来逐渐接触到北平“湖社”的这些画家，之后到艺专教学后又接触到齐白石、蒋兆和、叶浅予这些美术大师。此外，刘先生还做过《艺林旬刊》的编辑、《大公报》美术部的主任。他的一生都在画画、写文章，时而还照照像。刘先生的工笔画较一般的工笔画作品更文气，更有文化内涵。解放后，刘先生还写了《重彩人物画技法》等书。从某种层面讲，他是工笔画在80年代的集大成者。范曾、边宝华、朱理存都是刘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在中央美院的时候，刘先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80多岁了画工笔还坚持“一笔不苟”。 清代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过“画忌六气”，第一就是“忌匠气”，第二是“忌俗气”，第三是“忌脂粉气”，第四是“忌草气”，第五是“忌霸气”，第六是“忌蹴黑气”。 刘先生的工笔画中都没有这些习气，他的画给人的感觉是书卷气，文气，典雅之气。他在1928年创作《高士纳凉图》的时候年仅20岁。今天，或许四五十岁的人也画不了这么好。刘先生的艺术生涯有60多年，创作题材涉及历史典故、文人画像。如《捣练图》就是根据原作临摹的，如今是宝贵的经典作品。

明清以后，画界对工笔画不太重视，对工笔画家也是相对比较忽略的，当然很多画工笔的人是画不了写意的。但刘先生虽以工笔画为主，却也能画写意。工笔画家潘洁兹先生生前就呼吁“振兴工笔画”，提出“走出低谷”、“工笔画复兴”等口号。如今工笔画家虽有何家英等人，但整体感觉尚未复兴，我想刘先生这个传统还是要继续坚持的。刘先生在1937、1938年画得最好，可能比晚年还要好，因为工笔画需要眼力，需要心静，不带任何功利性，才能画好。原来工笔画都是论尺的，可现在的画家动辄就是两三米。有些工笔画把布纹画得很清楚，但人物面部却很苍白，空虚，人看起来灰心丧气，没有一点儿时代精神。我觉得像永乐宫、法海寺的壁画，以及刘凌沧、徐燕孙、张大千的工笔画，需要好好提倡。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读懂这些经典的作品，这就是董其昌所说的“画道”。 今天能看到刘先生的展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平时也很难看到这些作品。固安的刘凌沧郭慕熙美术馆也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这批作品应该很好地保留下去。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刘凌沧先生一生始终站在民族传统这边。先生为人随和，很好相处，但对站在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立场却是十分坚持的。刘先生始终坚持中国传统绘画方向，不讲那些所谓的“融合”。 “五四运动”之后，画界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由金城、周肇祥等人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后来分为以金开藩为代表的“湖社”和周肇祥继续主持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不过二者还都是站在传统的角度，培养和传播中国传统绘画的力量。所以当时要学习传统，还要到中国画学研究会。另一个是以国立艺专为大本营的“徐悲鸿画派”，注重引进西方绘画技法，追求中西融合。解放后，画界的领导人基本属于徐派，对老先生不是很重视，也没有为他们安排重要的工作。刘先生当时被安排到民族美术研究所，同时还有郭味渠先生，刘先生是助理研究员，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讲师级别。既便如此，刘先生为调查民间画法仍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可见他不管在哪里，都会踏踏实实做事、不讲名不讲利。为了保留当时民间画工的颜料使用方法和画法，刘先生做了相当周密的调查，很可惜这些调查结果未能出版。“反右”运动结束了，美院成立了中国画系，刘先生的状况才有所好转。当时由叶浅予先生负责主持中国画系各项工作，叶先生对中国画的看法与徐悲鸿有所不同。他更偏向张大千的一些观点。所以只有叶先生这样的系主任，才能团结一些过去画中国画的人。美术史系成立以后，金先生请刘先生到美术史系讲授绘画课，可以说我们对中国画的认识和实践都源于刘先生。

今天能够举办刘先生的展览，包括在固安建立刘先生的纪念馆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社会上排挤中国画，年轻人很多不懂中国画，对传统艺术不感兴趣，感觉这些是快要淘汰的东西。现在西学思潮不断给我们增加压力，而我们却丝毫没有抵御力。这种情况在日本也是有的，老一辈很喜欢中国传统，但年轻人却偏向西方。虽然西方文化对我们有一定好处，但要想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还需要认真研究我们的传统。

龚产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与刘凌沧先生相识在60年代初。当时和刘先生住得比较近，通过聊天得知先生做过编辑工作，写过很多文章。刘先生常说，“你们年轻人要学习一些理论的东西，这个对你们画画有帮助。”当时我就觉得这位老先生人品非常好，说的话也很是有启发。刘先生在美院教授临摹课程，曾去过很多地方考古临摹，如敦煌、西安，因此对临摹古代壁画很有研究。

我对刘先生一幅作品印象深刻，是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刘先生画的孙中山先生像，很可惜在展览中并未看到。我不清楚这件作品的去向，但我知道刘先生为创作这幅画花费了很多精力，收集了很多资料。综合来讲，刘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名和利考虑的不多。当时他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写文章编刊物上，而且他对工笔画法研究地很深。他先从民间画工学习绘画开始，但后来创作的历史文人人物画，像李白、杜甫，都是比较上层的工笔画。可以说他的文学修养是很不一般的。

我于1956年来到中央美术学院，从那时一直到60年代可以算是国画再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我在美院的走廊上却很少见到刘先生的作品。当时李可染、李苦禅包括一些杰出的年轻画家的作品是常见的。那时的中央美院学习氛围和教学风气很好，各专业的优秀作品都挂在走廊上供大家观摩欣赏。当时艺术品的价格没有现在这么高，所以挂在那里也不会丢失。

刘先生经常鼓励年轻人要学好理论知识，他说这对绘画很有好处。实际上他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刘先生在60年代的作品比较少，主要是负责临摹工作，而且当时的教学内容也以临摹课程为主。

主持人：

先生刚才谈的孙中山先生像是刘凌沧先生的《孙中山先生奉安行列图》，这幅画是一幅白描作品，当时很多报刊都登载过，不过很可惜却没有保存下来。下面请王镛先生谈谈。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在继承工笔画传统的问题上有一个“静和雅”的问题。工笔画特别是工笔重彩画容易画俗，“鄙精研于彩绘”，文人画系统对工笔重彩是不太认可的，可刘凌沧先生的工笔画却有一种典雅之气。这和他的静气有关，他是真正地做到了心静，除了临摹了很多卷轴古画外，他还临了很多壁画，如今天展出的章怀太子墓墓室壁画，非常精彩。他用的是意临而不是完全的背临，因此画面中有一股典雅的气息。这幅作品与墓室壁画还存在一定距离，因为融入了作者的加工。另外，他除了掌握绘画技法之外还非常重视绘画理论，写过很多理论著述，这些文字也增加了他的典雅气息。

此外，他的造型和构图也与“静态”有关，绘画作品能做到“静”就会容易雅，“动”就容易俗。我们可以结合绘画作品进行对比，如《淝水之战》和《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给人感觉特别静、特别雅，而《淝水之战》是根据历史画的需要，表现了古代战争的场面，相比《文成公主》而言就显得更通俗。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中国画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包括吴道子的“吴带当风”， 刘先生临摹过他的《八十七神仙图卷》，人物微微飘逸，没有剧烈的动荡，感觉很雅。所以我感觉他在造型和观念上都在追求一种典丽古雅的气息。本次展览的题目为“庄丽正雅”，我认为比较确切。刘先生就是有能力将容易陷入流俗的工笔重彩人物画画得很雅气。他的学生也从他身上学到了这一点，而我们的青年学习缺少的就是这种雅气。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变革、动荡的时代，到处充斥的是动漫。我认为动漫就是一种“俗文化”，没有那种雅气，但是年轻人普遍比较喜欢。我们要真正、全面地继承中国的艺术传统，就要追求“静”和“雅”，我认为这是刘凌沧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刘曦林：

之前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徐燕孙先生的展览，而刘凌沧是继徐燕孙之后传统工笔画阵营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的技法精到和他的老师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可以说并不比他的老师弱。他与徐燕孙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研究中国古画的同时也研究了西画，而且他的理论文章也更多一些。他写文章介绍古今中外的艺术家，比如毕加索、马蒂斯，可以说是一位倾向于学者型的艺术家。刘凌沧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时候，和叶浅予、蒋兆和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人。虽然背景截然不同，但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整体。薛永年曾在文章中提到，刘先生在美术史系讲授人物画绘画技法的时候，介绍的是蒋先生的方法，可见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派系之分。刘先生与叶浅予先生在1935年就相识了，他的临摹补充了当时中国画的不足，在稳定中国画从临摹到写生的体系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刘先生《赤眉军无盐大捷》的原作并未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但今天把这件作品的草图展示出来了，这种构思非常好。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刘先生画历史人物画的方法是十分成功的，这种创作方法至今几乎要失传了。现在中央美术学院已经没人传授这种方法，不知画院方面是否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补救。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在组织美术家进行古代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我想传统人物画的技法是最合适的。借徐燕孙、刘凌沧的展览相继举办之际，我在此呼吁美术界要把这种传统继承下去。

赵立忠：

1987刘先生任中国画研究院导师，那年我们招收了第一届进修生。我清楚地记得学生对我说，刘先生不仅讲技法、画理，还讲画意、画趣，教学生如何把工笔画画活了。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老师，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说说出版刘先生日记的问题，这是一件大事，希望趁郭先生健在的时候，能够把这部分资料整理出来。由单位牵头，打消郭先生的顾虑，先把日记印一份，之后组织人员进行删减，当然这种工作是非公开的，接下来的工作就可以打开门来做了。如果这个时机错失了，那么对研究民国时期以及20世纪的美术是很大的损失。

朱京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于出版日记的问题我也说两句。最近也有一些艺术家的家属和我联系，说艺术家日记中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都地区美术界的情况，包括纪念碑建造的情况等。所以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近现代日记系列的研究。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刘曦林：

这个事情只有北京画院的王明明院长有实力完成，至于具体的学术问题我们可以来论证。

主持人：

我们对刘凌沧先生的研究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研究，也是对于北京地区半个世纪美术发展的研究。在中国画和美术教育的发展方面，刘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参照。

黄耿辛（河北画院副院长）：

河北省出了很多在北京甚至全国都很有声誉的画家，包括赵望云、黄胄、王雪涛。但是在河北却一直没有他们的纪念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王雪涛先生去世后，家属曾与河北省政府联系，希望在王先生的故乡邯郸或成安建立一所王雪涛纪念馆。如果当时有政府投资，大概需要20万就可以建立纪念馆，王雪涛先生的家属也会把150余件原作捐赠给河北省。但遗憾的是这件事最终未能实现。固安县做了一件好事，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刘凌沧先生是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踏实做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一生的经历和艺术亟待我们去宣传，去发扬广大。这对我们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是很有帮助的。张永红先生不但建立了刘凌沧郭慕熙纪念馆，而且收藏了大量的精彩之作，对固安、对河北、对中国美术都是有益的事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现在对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关注。今天，我代表河北美协、河北画院感谢张永红为家乡美术事业、中国美术事业所作的扎扎实实的工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