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可染在《自传提纲》中说：他在1942年居住在重庆金刚坡下农民家里之时，“开始画水墨山水和水牛”。

这“开始”二字，不是很确切：

 

    1993年7月李可染纪念展于台北举行时，李可染的同乡、老学生田辛农在艺专老校友聚会时回忆说：1936年，李可染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任教育股总干事兼绘画研究会指导员时，曾送给他一幅《春牧图》，是田辛农在旁边看着老师画的，画在很大的西湖宣纸上，以简单的几笔画出水牛和牧童的形象。田辛农很珍爱这幅画，一直保存在身边，抗日战争以后，到南京，又去台湾，后来被别人骗去了。

 

    不过，说是在重庆时“开始”也不无道理，因为此时此刻画家的心境与早先在徐州时期又大不相同。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到旧历年底，侵略者炮火逼近徐州，李可染偕带四妹李畹束装上路，由陇海路到西安，次岁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工场，投身到抗敌救亡洪流，画大幅布画参加保卫大武汉。之后又经长沙、湘潭、桂林、贵阳，最后到达重庆，一路战火不熄，眼看大好城市一个个陷落，难胞宛转沟壑，李可染带着一腔怒火，和力扬一道在街头巷尾留下一幅幅大壁画，呼唤民众奋起保卫祖国，不做顺民，不做汉奸，要做抗敌建国的英雄，他还用漫画武器揭发日本兽兵杀人比赛的罪行。到重庆后，他经历了日寇飞机大轰炸，又从同乡那里获知妻子苏娥病死于上海，家中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国难家仇激荡于心。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境中，他在重庆金刚坡下农家近距离地接触到牛之时，别是一番感受漾起心头：

“我的一间住房就在牛棚隔壁，那里一只大青牛，我清早起床刷牙，便看见它，晚上它喘气、吃草、蹭痒、啃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由此而联想到“牛数千年来是农业功臣，一生辛劳，死后皮毛骨肉无一废物。鲁迅先生曾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联语，并把自己比做牛，郭老曾写过一篇《水牛赞》，并说牛应该称为‘国兽’，我自己也喜爱（应该说是崇拜）牛的形象和精神，因而便用水墨画起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