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 “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五十周年纪念展（北京展）”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08年4月29日 
主持人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研讨会内容

主持人：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能够出席今天的研讨会，特别是雕塑界三位老先生，以及著名理论家的到场，让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今天的会议主要是针对“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五十周年”这一问题进行研讨。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北京画院发起筹备了“开篇大作”的展览，并得到了文化部等诸多单位的支持。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问题，我们的展览筹划小组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思考。今天我们以展览的形式将思考的结果向大家展示，希望能够得到在座的各位老师以及广大观众的认可。

殷双喜老师的专著《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可以说是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学术研究的开始。我们站在这部著作的肩膀上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如图片、影像、实物资料的收集。下面有请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殷老师发言，作为本次研讨会的开篇。

殷双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50年前的4月23日完成工程，举行了揭幕仪式，一眨眼50年就过去了。我从1999年开始研究这个项目，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时间。那个时候，我跑到广东东莞清溪镇的乡下去找张松鹤先生，张松鹤先生摔断了腿，坐在轮椅上。如今参加纪念碑建设的先生们都一个个走了，当年的八位雕刻家现在只有曾竹韶先生还健康在世。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世纪中国雕塑创作中当之无愧的的高峰之作，它使几代雕塑家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占到了非常崇高的位子，这是我们雕塑界的自豪和光荣，证明雕塑对于时代和人民是无愧的。我曾经说过：艺术家的作品不要看它当时多红、价格多高，而要看它能被多少人看到？能在人们的心目中持续多久？我做过一个初步匡算，50年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在天安门广场上，能够看到它的观众应该以亿和10亿来计算，这才是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呈现了雕塑和公共艺术的巨大价值。

对纪念碑的研究，目前还只是一个起步阶段。每个历史时期都有重大的雕塑艺术项目创作落成，但我们雕塑史的研究到目前还远远跟不上。最近几年来，我们有一些青年学者开始成长，在座的刘礼宾先生就开始对民国以来的雕塑进行研究。我希望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为契机，整个雕塑界能够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我们在20世纪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成果，树立我们中国雕塑界自己的学术自信。就像我们讨论3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当时世界电影发展史上都是领先的。我们的雕塑创作是充满了民族自信的艺术创作，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模仿和拷贝。前辈们虽然都有留洋经历，但是他们对中国传统雕塑、对中国雕塑文脉非常重视。在纪念碑创作的过程中，刘开渠先生带领这些雕塑家到中国石窟遗址走了一圈，回来还作了报告，并且出版了中国古代雕塑的画册，出行的同时还带了翻模工。当时经过郑振铎的批准，翻制了一部分中国古代雕塑的石膏模，这些模后来一部分给了故宫，一部分留在中央美院。然而现在不可能翻了，即使袁运生教授立了项，要去翻也非常困难。就算国家文物局给了信，但执行到下面也很艰难，而且当时翻了模的雕塑现在有许多已经毁坏风化了，也就是说模子比现有作品还要好。中国古代雕塑的保护、研究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候，曾竹韶一直反复呼吁希望建立中国古代雕塑博物馆，但是迄今为止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盛杨（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50周年的日子，举行这样的展览，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我认为它们的意义很深刻。在这里，我首先要向展览的策划人员以及从事纪念碑研究的学者表示感谢。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美术历程中的重要课题。每一种艺术的功能性都有很多，但雕塑有一项功能是其他艺术门类所不能代替的，那就是它的纪念性，对人类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记载。不过目前，纪念性的雕塑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慢慢被人们所忽略，又或者很多同志没有勇气敢于承担起雕塑的这项功能，所以这时我们再来探讨纪念碑雕塑的价值，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中国雕塑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尽管中国古代的雕塑文明也很灿烂辉煌，但它始终是为宗教、祭祀和墓葬服务的，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雕塑可以说极为有限。20世纪以后，雕塑才从之前的功能转向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雕塑百年历史中一项重要变化。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之前，也有一些雕塑家创作过纪念性的雕塑，但这大多是以具体人物作为艺术造型，并没有以无名英雄、以人民大众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可以说这是中国雕塑史近50年来的又一次转折。尽管刘开渠先生做过《无名英雄纪念碑》、《工农之家》这样的作品，但仍属于零星的现象，所以真正以人民形象作为雕塑艺术造型开端的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不能忽视杰出人物对历史的贡献，更不能忽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杰出人物是从人民群众中提炼出来的，他和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我们创作纪念性的雕塑，还是风俗性的雕塑，都不能忘记人民的力量，不能忘记人民对历史的贡献。

现在有很多雕塑家在创作中过多地抒发个人的、私密的情感，从而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生活，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它的现实价值，它的历史价值，它对促进人类进步作用的价值就会减弱。所以雕塑创作既要有个性、主观的表现，同时也要注重和群众间的联系，这是当今我们需要关注的课题。艺术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个人行为，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集体精神又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绝对不可能由艺术家个体单独完成。因为它是对百年中国重大历史的纪念，所以一定要由集体的力量共同建造。像画家、历史学家都参与到纪念碑的建造活动中，所以它汇聚了很多人的知识。现今这个时代，从事艺术创作仍然需要合作精神，需要很多人共同的努力。曾经有人顾虑雕塑家与画家、建筑家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合作的关系。这次展览通过文献资料的展示，向观众呈现了画家、史学家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的。

很多人说中国的雕塑仅仅是法国和前苏联雕塑艺术的结合，我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对这种论调最好的驳斥。虽然很多建设者都有法国留学的经历，但他们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国外模式，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保留了很强烈的民族精神，他们还曾经到石窟中去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所以我想说，真正经典的艺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乔迁（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人民英雄纪念碑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它作为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工程，采取了团队协作的方式，但这丝毫不会加剧个人风格和集体创作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参与纪念碑建设的这批老先生，他们的艺术水准普遍比较高；二是当时的建设者在精神追求方面目标统一，尤其是进行团队协作的时候，这种精神追求就更需要统一。个人需要对集体创作意识保持认同，在团队合作中对个性的抒发做适当的保留。

王明贤（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研究所副所长）

纪念碑上的题词，一面是毛泽东的，一面是周恩来的，也恰恰是这两个人在主导中国革命。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主导中国革命，周恩来于20年代从法国归来，那时才20多岁，马上到黄埔军校，在中国共产党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对几十年的中国革命历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纪念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题词，那么为什么是他们题字，而不是别人？这就牵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
再者从现代雕塑史的角度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可能是中国现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从1949年到1977年，中国现代雕塑史上一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一是农展馆的雕塑，此外还有1967年在中国美术馆建设的大型红卫兵雕塑，1969年在沈阳红旗广场树立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雕塑，中央美院组织的西藏大型雕塑，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这批雕塑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雕塑史最重要的篇章。除了这些雕塑外，中国近现代雕塑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绘画，以徐悲鸿先生为首的写实主义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主导。中国雕塑则以刘开渠先生为主导，但如果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其他绘画和雕塑也应该在研究者的视野中。1949年后不属于这种写实主义风格的画家，他们的经历非常悲惨。像一代大师林风眠，他在20年代创办了国立艺术院，和蔡元培一起对中国的现代艺术有很大的推动，但解放以后却被浙江美院免了职。中国现代艺术这种艰难的历程在雕塑家中也有体现，很多雕塑家在二三十年代留学法国，但是后来遭遇都很悲惨，我们大家不应该忘记这批人。

最后从中国现代建筑史的角度看，我觉得人民英雄纪念碑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起点，到1959年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工程，正好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形象。首先从建筑角度来看，纪念碑做得很出色。不过它还不算一个传统建筑，应该算作现代新建筑。那么新建筑如何创造新的纪念碑形象，在当时会有不同意见。纪念碑碑顶总体是一个仿古式的建筑，而如何创造一种新型现代因素，这就需要留给另外一代人来思考。当然，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都对纪念碑倾注了很大心血。现在的八宝山公墓，林徽因先生的墓前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的式样都源自梁思成统一的设计创造理念。但是中国的建筑其实也跟美术界一样有各个流派，比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作为一个派别，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也有对西方现代建筑比较注意的另外一个学术传统，所以我在想我们要能把这几方面综合起来也许会有一些更新的发现。

主持人：在整个展览的筹备过程中，朱尚熹老师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尤其是周末带着所有人文空间研究所的同仁帮我们整理资料，共整理出1000余幅当时的图片。接下来我们有请朱老师谈谈。
朱尚熹（北京人文空间雕塑研究所所长）

这个展览和研究的意义有它的现实性：一个是对研究的现实性，还有就是对创作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现在看当时的艺术家组合，艺术家有来自苏区、白区的，还有从欧洲刚回来的。他们是一个大的组合，也是个大杂烩，水平高低参差不齐。新中国刚刚建立，从上到下到每个老百姓全部都是同样的感情，他们那么不一样，但是在这么一个大的氛围下，他们的作品就反映出一种强烈的不约而同的时代感。我们现在很多雕塑做得像垃圾，在一个所谓前卫、所谓当代、所谓低声吟唱个人化氛围笼罩下面做出的一些垃圾，谈不上有任何前卫的东西。当你前卫的时候肯定有目标，而现在我们这个环境是给你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这个前卫已经失去目标了。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人民利益。前两天很有幸感受了一下奥运火炬传递，火炬传递的时候，海内外华人在同一种感情下面站到一起。我听到一首歌是《中国的复兴不可阻挡》，听得热泪盈眶，海内外中国人对整个民族还是有一个共鸣的。回过头，我们的评论家也好，策划人也好，以后应该搞一些真正反映时代的艺术创作。

主持人：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多艺术家要思考的问题。张伟老师是曾竹韶先生那本画册的主要编著者，下面我们请张伟老师给我们聊一聊。

张伟（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

很早的时候，中央美院的老师、学生一直在讲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技法的层面说得比较多，前期工作是后来在准备几次老先生的展览和画册的过程中，包括看到殷老师的这本书后才慢慢了解的。这些背后的事情，老先生当时亲身经历当然有所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了解。这种百感交集更多的是一些惭愧，除了看这些老先生的创作过程，更多的感觉是在疑惑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要求自己这么做了？这个展览除了艺术圈内的人，实际上更多要面对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包括这本书、这个展览。当初作为一个公共艺术，一座纪念碑是怎么做成的？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召集了这么多人？我有幸参加了抗日战争群雕的制作，包括后来南昌的八一广场浮雕的制作。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是很用心了，但还是没有达到这些老先生做事的状态。他们实际上是慎而又慎，是有意识、有策略地树立雕塑。今天看完这个展览，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拾回或者建立雕塑行业的标准要求。当时这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去考察，包括加工的这一环节，那时的石匠手艺技术已经很高了，但还要继续培训。艺术家、搞绘画的建筑师之间的合作模式、政府之间的模式，包括公众参与或者几万公众提意见的形式，到后来作品一步一步的完成，都是国家有组织的计划。作为新中国的开篇大作，纪念碑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标准，我们绝不能放弃它，而且现在应该有意识地将它扩大化，不仅要触动艺术家，还要触动相关的人员。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了一个中国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或者公共雕塑项目的行业标准，它有一个高的起点。下面有请白老师谈谈。

白澜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今年快70岁了，当时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还不到20岁，算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见证者，但还不是参与者，真正的参与者是我的老师那一辈，现在都年事已高了。我当时在学校读二年级，感触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1958年去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去看老师如何做浮雕，因为那时还没上浮雕课，感觉非常新鲜；二是人民英雄纪念碑除了对先烈的纪念意义外，它在雕塑界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在组织创作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北京和广州是当时雕塑家比较集中的城市，其他地方还没有太多的雕塑家，而北京的雕塑家又集中在中央美术学院，所以现在看起来当时已经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雕塑家参与纪念碑的创作。我们现在老是谈传统、谈继承，实际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诞生和创作在探索民族化这方面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因为当时参与的老先生大都是留法或留日的，也有我们自己培养的，像张松鹤先生。这样一个水平不是很整齐的队伍在一起能够创作如此具有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作品，可见老先生们对于当时探索民族化方面的问题做了很大努力。

关于培养人才也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从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后就开始了我们过去说的创作模式，即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当时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但是，我觉得领导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直接参与纪念碑工程的是北京市市长彭真，而且周总理还会亲自过问。通过这样一个大工程，几年下来，不仅培养了一批雕塑家，还盖出了一个雕塑工厂。我毕业以后曾在雕塑工厂工作了20多年，1990年又回到学校，所以说我是一个见证者。当时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的有北京、四川、江苏的工人，来了以后，用专家们做出的稿子对他们进行考试，请他们来做石膏。部分展品就是这些工人之前练习的作品，后来他们都成为了雕塑工厂的骨干力量，我们称为老八级工。最出色的，像王二生、刘润芳都是直接参与创作。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完成之后，周总理就说这部分人不能丢、不能散伙，要成立一个工厂，所以就成立了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雕塑工厂当时有雕塑室，吸收了大部分参加纪念碑工作的老先生的助手，后来都成为雕塑工厂的骨干力量，我们是后来分配来的，此后学校又有一批学生充实到这里。
曹春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大家通过这个展览回忆一个划时代意义作品的出现和它的创作历程，能够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能够促进我们今后文化创作工作、雕塑创作以及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当时的领导们很有眼光，很尊重艺术规律，也尊重艺术家的创作。正是因为当时创作活动中由最高领导直接过目，有彭真同志及文化部门同志的参与领导和对重大阶段工作的把关，人民英雄纪念碑后来的工作才很出色。包括1995年到2000年北京市发起创作抗日战争胜利雕塑园，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领导如果很开明、很尊重艺术创作规律，而且与艺术家有很好的合作，尊重艺术家创作的话，最后的结果就会比较成功。

今天早上中央新闻台《新闻1+1》节目披露了天津为北京奥运建了天津机场，机场大堂里建了一座雕塑，经过了严格的程序，包括征稿、专家研讨，最后才建立起来。因为天津机场以风筝的含义建立，雕塑也跟风筝有关系，而且充分地反映了天津杨柳青年画的特点。这个采用了杨柳青色彩元素创作的雕塑很多人都认为不错，但是在机场即将使用之前，市长就把这个雕塑给否了，说我不喜欢这个雕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最后由于市长一句话，没过两天，这个雕塑就被拆除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还访问了作者，作者说也没跟我谈什么原因？怎么不好？怎么修改？没有任何说法，凭市长一句话就拆掉了。电视台就指责说按照程序进行的创作为什么在去掉的时候不按程序？这是我们当前在城市建设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雕塑家也很苦恼。

作为领导者不尊重艺术创作、不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就像首长工程、节日工程往往都是失败的案例。所以我们要完成一件好的作品，领导的远见卓识、领导按艺术规律办事、尊重艺术家的创作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我们社会有很现实的意义。抗日战争群雕做了五年时间，1995年开始创意，到2000年才落成，这个时间就比较合适。前期策划有很多工作，我们做稿子要有小稿、定稿、大稿。要想做划时代留存久远的纪念性建筑，没有好的揣摩、推敲是做不成的。这种推敲既包括本人的创作推敲，也要进行社会调查和考察，各方面都很重要。

另外，作为艺术家，我们要自律，雕塑家是雕塑创作的重要主体方，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创作？如何按艺术规律去做？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当然有很多客观原因，有的时候时间太紧、太仓促，有的人认为资金少，不可能投入太多精力，种种原因都是没有按照艺术创作规律办事。作为一个雕塑家不能把创作当作一个赚钱的行活来对待。米开朗基罗、罗丹许多重要的创作实际上都是社会订货，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很多是教皇订货。教皇给了他时间和物质的保证，同时他自己也是对创作呕心沥血，反复推敲，所以很多年过去，这些作品仍然被认为是杰作。因此，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我们要自律，严格地按照艺术创作规律办事，要吸取老一辈艺术家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严于律己的好品质。

至于相关部门领导的问题，恐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会存在，确实需要各方面呼吁。中央电视台的呼吁对领导敲响了警钟，不经过任何讨论程序，仅凭市长一句话，200万的项目就拆了，这种情况只有在当今中国出现得比较多，这也是各方面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讨。老一辈艺术家除了艺术造诣、艺术修养深厚外，他们还能够进行非常好的合作和研究。现在整个社会状态比较浮躁，心态沉不下来。这样一个时代，由国家出面组织、领导尊重艺术规律、艺术家很好地参与，才是进行有效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

主持人：谢谢曹先生对于政府和艺术家责任问题的探讨。我们今天请到《雕塑》杂志的副主编陈培一老师，请您代表媒体说几句。

陈培一（《雕塑》杂志副主编）

当时的艺术家是用心去做的，现在一些所谓的工程是用手做的，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在展厅里看到许多当时艺术家创作的手稿，一些东西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我觉得这比纪念碑的单纯研究更有价值，因为它里面提到许多艺术家原创性的元素，一些主要思想，它们都潜伏着、隐藏着，在多次修改的过程中，不少好东西可能被修改掉了。第二，对纪念碑的研究，我觉得历史跨度应该再往前延伸一点，应该延伸到秦代。秦始皇留存的好多刻石，比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这是民工纪事的东西，应该是最早的纪念碑雏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应该再回到原点上，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往下延伸就是纪念碑的开篇之作，就是草稿的研究。

主持人：在此之前，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过胡佩衡先生的国画展览，我们用整整一层展厅呈现胡佩衡先生创作的山水画的图稿。雕塑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从展览里看到一些老艺术家如何从中国传统艺术以及西方艺术中学习吸收，最终完成纪念碑这个作品。下面有请王少军教授讲讲。

王少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

纪念碑这件作品太不简单了，它所包含的方方面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代人能够完全把它说准说清的。我最初对纪念碑有一种震动、有一种想法是看过殷双喜老师这篇论著以后开始的。后来我又参与了雕塑系筹备的曾竹韶百年华诞纪念活动，也涉及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以今天的展览和研讨会是对纪念碑创作过程研究的又一个小进步，是很有意义的。 

纪念碑具有一种过去时态的集体主义艺术创作的典型性，而且它的成功是大家公认的。雕塑界也好，绘画界也好，常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今艺术家的个人化问题。面对历史遗留的资产，面对其中集体主义性质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做？该保持怎样的姿态？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非常深奥的内在联系，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理论界也在谈论这个话题，也就是新的集体主义。另外也有人说这不可取，还是要弘扬当代的个人精神、个性化，这是我们思想解放的一个前提。说实话，这个问题相当尖锐，而且事关每一个人。这个课题可能是由具体的艺术作品，包括艺术行为带出来的，而且是具有核心性的东西，是我们要直接面对的事情。对此，我并不表态、不下结论，也不反对。我认为历史总是历史，它是过去已经成型的东西，我们去分析、研究它，它的价值可能会辐射到当代，而恰恰当代才是最紧迫，当代在做的事才是更重要的。

于洋（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我是做中国近代美术教学研究的，在教学当中发现近代美术雕塑部分和绘画相比，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甚至有点缺失的地位。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展览把一些文献，特别是第一手的资料，把亲历者、重要的研究者聚集在一起进行研究，它所展示出来历史上的细节，为后面做美术史研究的人提供了很多细节资料，这一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谈谈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义和价值。前面王明贤先生提到这个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国史的研究关系非常密切，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在我看来，人民英雄纪念碑最大的意义可以说是这百年以来或者说是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浓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一个新兴的政权，特别在西方文化植入的大环境下反映出一种国族意识的大型艺术工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难能可贵反映在三点上：第一，题材上，它是为了纪念国家的政权诞生的。第二，表现在技法上，写实的表现技法融合了很多民族性的手法。第三，它是国家行为，是一个新政权的第一个重要艺术工程。这三点也决定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公共艺术的评审体系。纪念碑在评审机制上是一个完美的统一，树立了行业的标准，解决了艺术家、国家行为、群众观点的矛盾。完善这一机制是纪念碑给我们的思考。

刘礼宾（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这次展览收集了很多历史文献和实物，可见策划人员颇费苦心。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世纪雕塑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参与其中的雕塑家，他们的技法与艺术造诣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后来他们投身到纪念碑的创作中去。为什么之前没有参与过大型集体公共艺术项目创作的一批人能够迅速聚集起来，并且创作出这样一座具有典范意义的历史丰碑，我认为这是与当时国家的整体氛围相关联的，艺术家们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契合的。这让我想起了中央美术学院为奥运会所从事的设计工作，同样是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在全国人民共同的关注下，艺术家们团结起来，为祖国、为社会奉献自己的热情。

另外一点，我看到展览中一块展板记录了很多工匠的名字，数量极其庞大。如果向前推100年，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人应该被称为中国的雕塑家，然而我们却一直把他们视为工匠。为什么在新世纪下，我们强调民族传统的时候，这些承载着中国传统技艺的人们，他们的地位却如此卑微。而又是怎样一种书写体系，最终奠定了目前我们所认同的这些雕塑家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常尖锐，同时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接下来谈谈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民国雕塑的研究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就是中山陵。中山陵有两座孙中山的雕塑，其中一个是坐像，一个是躺像，这两座雕像都是由外国人设计的。当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也参考了中国雕塑家的设计方案，例如李金发的设计，但是这些最终都没有入选。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座重要的历史纪念雕塑，选择用中国自己的雕塑家来进行设计和建造，这表明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雕塑家群体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
李峰（民生银行现代美术馆筹备组成员）

我在这里谈三点感受：首先，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者主要是由一批留法的艺术家组成的，像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这些人。这就和油画领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林风眠，还有写实主义大师徐悲鸿，这些油画家其实并不适应解放后新形势下的艺术创作。与此相对照的是雕塑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它的创作手法是持续有效的。其次，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新中国的“开篇大作”，它其实也开启了中国雕塑的新生。因为解放前的雕塑多是单体的纪念像，很少出现像纪念碑这种群体雕像。在此之后，开始有了群像造型，有了集体创作的雕塑作品。第三，人民英雄纪念碑为后来的雕塑创作提供了很多新的模式。例如小稿设计的选择，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开门创作”。《农奴愤》这件作品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创作者会向拉萨当地的群众征求意见，让群众加入到雕塑的创作中去。另外我想谈谈对艺术品的尊重问题，我们知道一些作品很随意就被毁掉了。例如《农奴愤》，它是“文革”后期，由中央美术学院九位艺术家去西藏创作而成的，并且结合了西藏本地的力量，运用了西藏民间的手法，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在90年代的时候整个被毁掉了，仅仅保留了部分人物的头像，整个纪念馆也被拆掉了。艺术品是历史的存留，它不应该被损坏。这次展览展示了纪念碑创作时的草图，其中有天安门广场当初设计建造的图纸，包括千步廊，是一个很完整的空间，但是后来却被拆毁了。所以说我们的领导应该更加注重对艺术作品的保存。

宛少军（北京画院学术部副主任）

纪念碑的创作过程始终扎根于民族的艺术传统，当然它也吸收了外来艺术的有益营养，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精神的纪念碑形式。这一点无论对当时还是现今都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我们在审视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应该放眼于世界，应该站在世界民族文化艺术的视角。如果我们不是从民族的、世界的对比眼光来看，那么我们则难以觉察到自身民族的文化创作力。人民英雄纪念碑无疑是民族文化创作的典范，这样一个典范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就是扎根于传统，同时又吸收外来艺术的成果。这样一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尤其在构思和草稿阶段，它对于民族艺术传统继承了什么？发扬了什么？摒弃了什么？为什么继承？为什么摒弃？这在草稿中是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和考察的，这中间包含的规律可能对今天的创作仍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我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创作力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褒扬和发扬。

赵磊（北京人文空间雕塑研究所副所长）

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能够做这样一场展览，我认为特别有必要。

王明明（北京画院院长）

刚才听了各位先生的讲话非常有感触。从构思阶段，我就把这个展览作为北京画院今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首先，我觉得它对于当今美术界的意义非常重要。50年来，回顾老先生们的经典之作，我越来越觉得可贵。我们在奋力往前走、拼搏自己艺术的同时，回首望去，感触颇深。之前，我陪贾庆林主席参观郭味蕖的展览，贾主席问我这个展览如何？我说中国画革命了几十年，当我们转身回望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革命白做了。因为郭先生在60年代之前就已经创作出我们现在都无法画出的作品，所以说不是观念新了，我们的艺术就能前进。这次纪念碑的展览带给我很多启示，我一直在思考艺术形式和情感哪个更重要？这些老先生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和张扬，注重合作，他们用朴实的艺术语言表达出了最真挚的情感，那份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这种情感能够穿越所有时代的隔阂。

我策划了两届北京国际双年展，其中看到不少雕塑作品，起初觉得很兴奋，但这种兴奋是短暂的。作品在形式、材料各个方面都很先进，打动你的是材料和观念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作品中流露的真正情感才会让人永远激动。纪念碑的展览让我们深思很多，我特别同意几位的研究成果，殷双喜同志耐住寂寞写出这本著作作为本次展览的支撑，我们是接着他的台阶继续再走。当代的理论家、官员和艺术领导者有责任把重点放在研究上。我觉得我们当代的艺术家和领导者不能狗熊掰棒子，只注眼前、当今、当下的这一点艺术活动，应该放到长远、放到历史的长河之中去思考我们应该弘扬什么？重点研究什么？扶持什么？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地把资金投向这些地方。

北京画院美术馆场地虽小，但我一直强调像这种具有艺术性、学术性的展览，即使付出再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我们也要办。临时性的展览虽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入，但它对艺术的发展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花很大精力在这上面。今天看到很多年轻的理论家也在研究历史中经典的艺术，研究京派的艺术，我很欣慰，也很高兴。如果以后大家在学术上有什么想法可以来和我提，对于有研究价值的展览，北京画院是全力支持的。

主持人：今天的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